2012年7月31日 星期二
「教育生命史」與「校園民主」
近半個月前,我去台中開了兩場會,教育生命史訪調小組的第三次會議,以及烏鴉邦中學校園民主促進會2012年度的社員大會;教育生命史訪調小組這個團體,在這次會議上是我初次參加,主要是應以前在亞大的社團夥伴,以及一面之緣的學長邀請參與,他們都在各自所關心的公共事務上不斷努力著,並在這個小組裡有了合作關係。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原始成員們,是在一個大學學生權利調查評鑑小組的場合裡,私下促成了這個新的團體,開拓一個迴然不同的學權關注脈絡。
我們常常會在報章雜誌上見到一些成功人士的故事,企業家,或者考上第一志願的學生,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如何努力達成目標,他們成為了社會大眾的典範,被學習、期待複製,為了的就是國家層次的競爭力,或者個人層次的美好的未來。
不過,我們見不到「失敗者」的實際困境,這些成功人士的訊息,似乎隱約宣揚著某種扭曲的觀念,就如同反畸形十二年國教學生聯盟的洪靖,對一則鑿壁借光苦讀高中生的新聞所做的回應:
—————洪靖—————
看到這種新聞根本不值得高興,而是應該難過。我不喜歡把這種例子變成典範,因為更多的是在這種環境下沉淪一輩子的人,我很害怕這種例子的強調會讓我們對於這樣的沉淪仍然存在於這個社會上感到心安理得。「都是因為你(他們)不好好努力!」
—————2012/07/13—————
是的,我們習慣了某種思維,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七年級世代之後的人,你一定聽過自己的父母總是抱怨:「為什麼別人做得到,你卻做不到?」失敗、錯誤的發生,總是會歸因到個人意願身上,好像只要你「有心」,什麼都辦得到。不過,事實並不是如此,而且我們的社會,把成功定義得太狹隘,政府跟人們往特定的方向投資、協助走這條路的人可以更輕鬆,至於其他人,就在黑暗中摸索、迷惘,甚至被社會排擠掉,然後得利者爭相呼喊著:「這才公平!」
我之前盜用了洪靖的發言開頭,寫了另一則回應:
—————DUST—————
看到這種新聞根本不值得高興,而是應該難過。我不喜歡把這種例子變成典範,因為當一個社會的弱勢只能靠教育翻身,這個國家的政府就是失職的,我們看到窮苦人們努力的一面,該想的不是去消費他們來自我勵志,而是為什麼國家社會可以容忍有些人必須這麼辛苦過日子才能得到稍微理想的生活。教育裡看不見人的差異,它只支持學業優秀的學生,當它是唯一翻身的路,我們只能靠求神問卜,祈求自己或自己的小孩運氣好,遇到好的同儕、好的老師、好的家庭,以及擁有一個也許在水準之上的記憶腦袋。
—————2012/07/13—————
教育裡的失敗者,在社會與人生上幾乎注定失敗,不然就是得重新來過,賭上機運跟性格在服務業讓人雇用打拼,或者賭上微不足道的家產或貸款挑戰一竅不通的創業之路。我們卻不曾思考這之中的正當性,從社會觀念、事業結構、事業選才、學歷競爭、學校競爭、教育職業導向、教育商品的不健全,環環相扣下來,我們只能看到一件事:教育系統完全為職業服務,職業也只要這些教育爬上來的人,教育的角色竟然這麼重要,重要到可以決定一個人的一生,然後我們還以為這是自己的選擇。
這就是這個國家的實際教育景象,學生之間必須論高下,高的人才能得到更多資格(學習資源、升學、機會、就業,甚至是弱勢補助),許多人很快就被淘汰,不然就是丟到教育邊緣的位置不再給予任何支持,他們在教育之中失敗了,在教育之外沒有任何指引與被需求。
是的,政府該做的只有兩件事:要嘛把教育弄好,讓每個受教者都有能力建立美好人生,或至少過得去的人生;要嘛在教育之外,建立起更多機會,讓人可以有更自由且好的選擇來發展,進而人們不用再依賴教育投資,燒錢唸書補習。如果有一天,職場上用人是透過人們投入工作的態度來取捨,並且職業所需的能力由雇用者重新教你,薪資待遇普遍都不錯,那麼教育的職業導向就會消失,回歸成最原始的樣子:自我實現、學習成為社會人、追求知識的渴望。
教育生命史小組,要記錄的就是在現代教育裡鮮少被看見的生命故事,苦盡甘來、或者全程快樂的成功者的生命故事我們看多了,平凡的學生、學習過程中受挫失敗的學生、成功但不認同的學生,他們怎麼看待教育、他們面臨了什麼難題,我們不知道;而教育改革,只看見他們窮、腦筋不好、師資設備不充足、學習時數不夠、不努力甚至不知足,但,真的是這樣嗎?
這點盲目,是因為我們不了解他們的實際生活跟想法,他們的存在在別人眼裡就是「弱勢」兩個字,一些刻板的想像串聯起來概括地代表了這群人的處境,沒有更多了;而大家喊著弱勢弱勢,也逐漸麻木,變成一枚遙遠的詞彙,越來越難想像那就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我想貼一篇我不久前在噗浪上跟人討論EQ話題所回應的內容:
—————DUST—————
你說的應該是情緒控制,以得到冷靜獨立思考事物的能力,這跟一般強調的那種假EQ不一樣,而是真EQ(雖然所謂的EQ在科學上似乎不是一個嚴謹的概念,不像IQ那樣,這點聊備一提)。假EQ就是要人學會忍耐,簡單地說,情緒激憤,不要彰顯出來就好,外表撲克臉或笑臉,另一個類似的概念就是城府深;真EQ強調的是真的把情緒排除,彷彿一切都是身外之物,你可以很平靜地看待一切,佛家好像有類似的東西。
獲得真EQ的能力,彰顯獨立思考,為的是一種「求真」,不管那個「真」是指「事實真相」還是「真正的答案」都好,不過這真的能如所願嗎?我以前也相信一樣的觀念,但我後來覺得不完全是如此。
我分享一些經驗,我參加過幾次社會運動,非泛政治化的,泛政治化的運動其實很難體驗到什麼(雖然這種的我也參加過);人民反抗政府與財團、學生反抗政府與學校,我想談的是這種例子。在社會運動的抗議或發聲場合中,會陸陸續續聽到許多當事人的遭遇與想法(他們必須告訴媒體跟圍觀者來龍去脈),他們必須嘶吼、用大聲公,這樣圍觀的人才聽得到、政府單位裡的人才聽得到,人在大聲說話時會讓情緒高昂,當事人的憤怒悲傷會湧現。
不過憤怒的聲音也不單單只是為了讓人聽得清楚,他們本來就憤怒了,耗費精神跟時間從不同的地方趕來,行動之前還有一次次的籌備討論:訴求是什麼、怎麼宣傳、希望達到最小的效果是什麼、活動進行的方式跟時間、文宣跟抗議標語怎麼準備、該怎麼精簡地告訴別人他們遇到什麼事、官員回應的時候該怎麼對答避免被呼嚨或引導...很多事情要做。
面對政府的不公不義,自己還要如此高代價地參與一場不見得會成功但不得不做的行動,用大聲公對政府罵髒話不是剛剛好,而是太含蓄了。這些當事人的聲音,在行動現場的渲染力是相當強的,因為身為「聽眾」的立場是與其同在的,相反的,政府裡的官員聽到可能就不以為意。
立場相同聚在一起論是非,會造成成員彼此的態度更加強化,這在心理學裡面是有證實的,幾乎已經是一個理論。我想說的就是在這種時候,身為一個外人的感受力問題。如果我是一位真EQ練成者,我會不在意這些當事人情緒的抒發、會看著它不斷發生,但感受不到任何東西(或者,EQ練得不夠好,選擇迴避掉這些情緒化的場面),腦裡、眼裡所剩下的,大概就是他們具體在說些什麼。
身為一位局外人,通常很難知道當事人在意的事對他們多重要,我不知道他們的生活細節、不知道他們平常在做什麼、不知道他們的價值觀跟想法,能捕捉到的線索少得可憐,但我也無法期望當事人把這些瑣事說得明白徹底,來讓我了解他們現在爭取的東西對他們有多重要。
我們人類有天生的同理心,能從同感的情緒瞭解許多事實,看著眼前痛苦的人,自己也跟著難受,就會知道對方感受到的是什麼、知道對方受到的困境帶來多大的打擊。這種同理心的情緒是不該壓抑的,壓抑反而讓人難以感受「真實」。最簡單的例子,看影片時,我們會看到人、感受到他的喜怒哀樂,所以每當影片描繪許多血腥暴力或者令人難過的事,我們會很重視那份感受(至少是當下的時候),而若只是文字平鋪直敘的描寫,感受到的東西就少得多。
受到情緒影響也許真的有些壞處,例如失去判斷是非的能力,我覺得這並非只能靠壓抑情緒才能解決,我們可以透過瞭解跟體驗,於當下或事後多想一點不同的情況即可。只要確實相信事情也可能不如自己所見所感受、對自己的認知抱有開放性,接受不同意見的公平檢視、甚至主動去查個清楚,都有助於從事正確的判斷。
—————2012/07/08—————
是的,不要光靠貧乏的想像去捕捉弱勢者的處境,所有關心的人,都應該好好看過他們的生活、他們所在意的事、他們在想什麼,那才是事情的「真相」,生命史的故事,比「弱勢」兩個字多了更多東西,教育改革,或者學生權益,都應該從其中去細探,找到該掙的東西、該改變的事情。
這就是這個小組的訴求,透過採訪、編寫,出版刊物,分享一則又一則不同人的教育學習歷程,呈現那不為人知的求學辛酸,並且試圖讓更多學習受挫者,知道有許多人跟他一樣,他不是異類、不是自作自受,甚至能攜手一同批判教育,為自己跟未來的後進學生,掙一個良好教育權。
前面聊完了教育生命史訪調小組,接下來就談一下烏鴉邦中學校園民主促進會吧。
烏鴉邦這一年來進入了新低潮期,社員跟舊幹部們因為各種理由出走,現在剩下七人規模,不過作為異議組織,這點人數尚且不算太差。我們停擺觀望了好一陣子,對舊有工作持續執行帶有不確定感,對未來進一步的規劃也毫無頭緒,人力所在地也不夠集中,無法互相支援。
不過我們還是頂上來了,跟過去一樣開了場社員大會,重新評估人力資源跟目標,擬定具體工作。社大結論感覺比我原先預期好許多,我們仍持續推廣校園民主,並強化學權支援,在事件上化被動為主動,近期主力放在接觸個案的社員能力培力,從經營討論會的能力開始,並且重新檢討校園民主行動手冊的內容,改寫、學習論述跟實際應用。
學生參與的校園民主,或者學生權益訴求的支援,這個工作一直都很值得做,但要做得好感覺也不容易,中學校園的壓迫與外在限制太強烈,光是要找到願意行動者就相當不簡單;跟學校討一個法律不見得願意給的合理的學生參與決策權,連學生自己都不一定支持,他們總會被學生會的代表性權責所分化,認為透過他們才叫正當。
教官會搞你、家長會搞你、校長主任老師都會搞你,總之,中學就是一堆鳥事。操場的司令台、制服、學號、軍人、校規跟標語、圍牆、課表,一個個拘束的符號充斥在校園裡,閱歷不夠多、腦殘、思想被操弄搞得學生內部批鬥,或者搞小政治,學生團結不起來,言論不自由動不動就被約談記過,有意見也只能悶在心裡。
你說,這是什麼東西?教育真的有在教民主嗎?我真想拷問教育部長,問問他懂不懂什麼叫民主?
是的,這是爛教育。但,大家還是要努力。
2010年3月16日 星期二
新官上任三把火|DUST給社員們的一封信
一、烏鴉邦目前的狀況
二、我對團隊的觀察與期待
在2010年3月13日的烏鴉邦行政會議中,迅速決議了人事變更、幾個延續工作的檢討,與新活動方向的規劃;人事上,由我來接任社長、路人囧為副社長、牧羊人為資訊幹部(包含企劃「烏鴉邦校園民主平台」)、咖塔為總務,另外,哈拿也長期負責《烏鴉報》這份實體刊物的編輯工作。
烏鴉邦傳統的活動(也是「例行活動」)仍然持續進行著:
十人左右的校園民主議題討論會或讀書會。由社員依意願提議舉辦、自行創設主題,並擔任主持人從事「帶領討論」的工作;地點通常在台北的咖啡館、時間在週末的下午,烏鴉邦會對外宣傳,主要的活動對象是社會上的高中職在學生。性質上,討論會的舉辦人(即主持人)不是分享知識,而是藉由自行規劃的討論流程細項(也許是子議題,也許是解構議題的不同角度),帶領、激發現場所有與會者從事回應與思考,讓大家分享各自的觀點,達成對特定議題思想交流的目的。
二十來人的寒暑假營隊。通常有外宿、為期三天的活動;營隊一樣由社員負責一場場的討論會主持工作,但有時可能會有知識分享的場次(像是介紹烏鴉邦);營隊中也會安排像是電影欣賞(一定是議題片,並且有討論時段)、在地議題的觀察與討論(看我們住哪裡)。
而大概在馬公高中事件的前後,烏鴉邦開始思考著手新的活動運作方向,包含:
協助中學生打議題、經營議題。烏鴉邦能提供人力、技術、知識、經驗,作為校園異議分子可以使用的資源,我們能直接參與抗爭、到學校演講、提供論述觀點與行動建議;而目前正在編輯的《校園民主行動手冊》,也是為此而生。
期待行動取向的討論會。思考什麼樣的議題、什麼樣的討論會流程、什麼樣的討論內容,可以促成與會者有極大的機會能在會後(甚至是會中)做出行動,而非只能停留在思想上的交流。目前烏鴉邦有的相關舉辦經驗,是在2010寒假營隊中的「企劃書提案」與「校園民主攻防戰」。
特殊類型的討論會與活動。討論會的部分,是在活動中加入一些特別的程序,好比寫企劃、設計問卷、玩一場遊戲、模擬情境、特殊的討論交流方式等等,純粹就是打破傳統討論會的形態即屬之;特殊活動的部分,像是發傳單、參訪某個地方、集會遊行抗議、寫文章、採訪、文化干擾、經營網站、拉拔異議分子、參加其他組織的活動、與別的組織合作等等。
而在烏鴉邦內部,也有些新的變革,像是:
「社員大會」的舉辦。藉由密集、動輒兩三天的會議來研議團隊目標與未來方向,是一個大型的行政會議活動。烏鴉邦目前舉辦過一次,在去年暑假(那時候社員大會取代了暑假營隊)。
紀錄的完善化。咖塔在313的行政會議上採用了新的紀錄方法,讓會議紀錄不再只是結論概述,而是較為詳盡的內容。這能讓所有人(包含未參加的人)在會後複習以掌握較完整的會議陳述。
社員責任制。藉由指派特定任務或職務,讓更多社員能直接參與社團行政工作,使得更多社員能更接近團隊核心,這同時也是一種訓練。目前烏鴉邦可以做的工作越來越多,通常會透過社團行政會議或群組信決定分工狀況。
更充分的提案空間。這是目前烏鴉邦社團的一種氛圍,只要是有助於團隊目標的提案,都能拿出來談,團隊最近對此有比較主動的態度。
二、我對團隊的觀察與期待
新社員的接觸貧乏
現在烏鴉邦的社員總共有18位,但其中有6位目前尚未參加過烏鴉邦的任何活動,除了檢討團隊對新入社員的期待與給予的資訊與互動模式是否妥善,我們也許應該轉被動為主動,更密切地接觸與關注新社員,各別找尋一個能開啟互動的橋梁,以提升團體的歸屬感。
我目前沒有想到什麼具體又有效的獨立措施,不過我建議大家多多使用MSN(或即時通)、噗浪、網誌,甚至是簡訊與每個社員互動,有活動時也互相提醒一下;群組信的用途大概只能在社員有相當程度地融入社團後,才能期待社員積極收信。
另外,我相信接下來的幾個項目,應該多少有助於我們接觸新進社員。
榨乾社員的既有能力
我發現目前烏鴉邦對社員的既有能力運用是不充分的,在議題與知識上,社員們有各自不同的專長、知識背景與興趣,政治的、社會的、哲學的、媒體的、教育的、法律的、統計的…,除了法律,我們很少從其他知識脈絡去理解、討論,或運用在校園民主議題(更多的時候,我們只是用一般的批判思考去談議題,而完全不依賴學術知識),我認為這可以讓各自專長、興趣的社員自行去思考,應該怎麼樣從事這方面的分享。
我不是認為學術知識就一定比較高明,但那可以是我們的思考素材,甚至是主張議題的有力工具,多多益善。另外,社員們也有一些有用的經驗是可以分享的,像是待過學生會、待過校刊社、從事社會運動,都有助於我們掌握更多有用的技術與知識。這些分享都不應該只是一場場的相關主題討論會,我建議社員們在烏鴉邦的任何事務上,都應該試著提出來。
另外,我也注意到有些社員有特殊的專長(就寫在社員的入社申請書裡),像是阿崩會架伺服器、寫PHP、對議題提出假設,朱哥會寫批判性文章、參加聲援活動,潔霜會網頁設計、有豐富的街頭運動經驗,魚野對美工有自信,逼機擅長觀察也對政壇很關心,琦琦會所有新聞人會的事而且看過很多書。這些都是尚未被發掘的,期待各位能多多在社團內發揮所長,團隊的幹部們也可以思考如何充分運用社員們的能力。
知識能力學習與交流
我一直以來都在思考烏鴉邦的自我學習機制,目前來說,烏鴉邦是「由各個成員從事議題分享,接著大家從討論或事件中學到一些觀點與批判方法」這樣子的學習情境(或許我不應該稱這個情境為學習機制,這純粹是烏鴉邦的行動帶來的「效果」而已),我們似乎比較期待成員們自行吸收知識、培養經驗,並運用既有的批判思考來進行社團的經營。
換句話說,社團中並沒有一個活動是為了讓社員「進修」的,全部都是依賴社員既有的知識能力所辦的活動。我不否定也許在長期參與社團的活動後,社員會逐漸擁有相近的思考與知識內容,但這種侷限於社團所有成員知識能力範圍內的互相學習是否是足夠的,我抱持疑問。
從打制度談烏鴉邦未來展望
我記得小幽曾說過,他不希望烏鴉邦是一個像人本教育基金會只打個案而不嘗試改變體制(制度)的社團。從馬公高中事件至今的發展來看,我們應該還沒準備好如何打制度,甚至有點往打個案的方向傾斜。雖然解讀上,我們也可以把「培育異議分子在校園發難」這件事視為是一種體制變革的方法,但我對「體制」首先想到的並非如此,而是直擊權利體系與教育文化制度的問題。
想像大多數改變體制的團體,他們著眼點都在於法律變更與立法,或者要求正確捍衛法律保障的權利;台灣目前學生的校園民主權利,依憑的法規非常模稜兩可(好像有又好像沒有,解釋上也不太明確),而且在教育的旗幟下,正當的權利被滲透得體無完膚,也許我們應該往權利保障明確化(修改現有的法律,或乾脆訂立新法)的方向來改善校園民主問題。
至於教育文化制度這方面的行動,應該可以著眼在批判教材內容(不鼓勵實踐、沒有民主素養的學習,是教材的部分)、教育態度(教學問題,是師資培育的部分)、管理問題(教官制、管理至上,是法律跟教育行政的部分)等等,這應該都可以歸類在「教育改革」的大方向上。
這些打制度的構想只是我目前的粗淺想法,要怎麼行動、決定往哪個方向、變革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就有待我們進一步討論了。
2010年3月5日 星期五
校園民主的動機與重要性
為什麼要談校園民主?
家庭、校園、工作場所、社會,是大多數人一生必進的幾個重要場域,而且每個地方所處的時間都很長;在台灣,有超過九成的人會在校園龜上十年歲月,這十來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但至少可以確定,你未來的人生幾乎由這十多年來作決定,而且決定的關鍵就在校園。在這個階段,你的身分因獃在校園而被稱為「學生」,並且這個身分不因你離開校園而暫時消滅,你幾乎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被當學生看待(具有相當強勢的優先性),校園的力量伸進了你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校園有需要談民主嗎?這個由國家與法律主導的特殊場域難道是專制的、拒民主於門外的?你很清楚,校園中當然有民主,行政人員與老師必須依法決策,所有理應共同處理的校園事務都要經過民主程序來實行。那麼還談個屁?你至少可以想到兩個好理由來談它:「校園可以違法做它想做的事」,以及「你(學生)的意見咧?」
學生參與及決策的正當性
未成年人沒有法律保障投票權,簡單地說,你(假設還沒滿二十歲的話)無法為了自己的需求或利益(或者其他東西)來選擇你要的政治人物;對,你的確不能投票,但你有權利選擇要不要補習、談一場戀愛、決定自己喜歡的穿著、捐錢給慈濟、用輿論支持特定政黨、參加遊行示威、去教育部抗議,法律並沒有限制你不能管理與自己有關的事務,法律也沒說你不能影響學校決策,法律沒有限制,就是有權利。
教育法規可能規範了校園決策者的正當組成,校規也可能規範了你(學生)不能干擾校園的行政,但校園會違法,校規與法令也會違法,就算是憲法這種國家的根本大法,也可能會違背公平正義原則。任何情況下,你都可能被侵害。
學生為什麼應當參與(或至少干擾)校園決策?除了法律本來就有相當程度的保障(對公共事務批判的言論自由、對特定校園事務的參與及決定權),這些校園事務絕對跟你有關,你甚至是主要的被影響者,那為什麼你不能有意見?為什麼你不應該有決策權?你真得覺得自己沒有能力為自己決定與負責嗎?行政人員與教師幫你決定,他們又對你負了什麼責任?
當有一天你流浪街頭,你也沒有法律上的理由可以告你過去學校的老師或行政人員,你的成就與失敗你自己要承擔,即便學校的錯誤政策導致你被犧牲,像是對升學主義的盲從把資源與精力都花在前段學生身上,你也只能哀怨自己不是唸書的料。是這樣嗎?這麼垃圾的教育體系你為什麼可以容忍?
對公共事務的敏感性
你可能覺得學校決策跟你無關,我們來想像一下你一天的生活吧:你大概一早六點半要起來,因為學校規定你必須在七點半以前到校,你梳洗著你的臉孔,然後看到你的髮型可能覺得不太滿意,學校規定你的頭髮必須短到兩公分以內;你穿上制服,並且注意到今天有體育課,你得把體育服塞進書包,你的學校只允許你在體育課期間穿著體育服裝,你沒辦法直接穿它上學;你吃完早餐出門,你必須騎那台有貼校名與車牌號碼貼紙的單車,因為那才讓你有權利利用學校的停車場;你到校了,教官與糾察隊正在目不轉睛地掃描你全身,有時候還會搜一下你的書包,名義是為了校園安全。
進了教室後,你可能要在台上簽到,以示你準時到校,老師可能並不在現場,因為學校沒有規定老師要參加早自習;你的早自習通常不是自習,而是配合學校安排特定考試,尤其是英語測驗,學校為了提升你們的能力而買了一套授權的英聽測驗卷,它附帶的錄音帶可以讓學校播到爽而不涉侵權;你在第一堂課開始前可能要當值日生,因為學校要求班級必須維護自己的環境清潔;開始上課了,你的第一堂課是國文,這位明明該退休的老師教得奇差無比,你根本不知道為什麼他能從蘇東坡的文章講到馬英九的美國牛肉政策,但你沒有權利選擇,學校安排了這位老師到你班上,而你大概也無法轉班,因為你們是能力分段教學。
你上了體育課,學校為了瞭解你的體能狀況,你被測了兩公里慢跑體適能,你可能因為早上喝了過期牛奶肚子正在發生世界大戰,但你知道這位老師很兇,你也不想提議下週再跑,因為下週是打桌球,老師沒辦法為了你而留操場。大概在傍晚的時候,你上了下午的第四堂課,這堂是輔導課,但你大概不知道你可以自由參加,因為學校技術性地讓你將同意書帶回去給家長簽名,簽名的單據以及老師都沒明確告訴你可以拒絕,然後通常你要額外付一筆費用,有時候它會直接算在你的學期學費裡。
你晚上跑去補習,因為學校的教學根本沒有讓你學好,你將花比學校更多的學費在補習班上,別忘了還有參考書。回到家,你必須把導師的聯絡簿拿給家長看,學校主動提供學生的表現給家長得知,希望家長加以協助;你花點時間寫作業,認真的你也許還會預習跟複習,因為學校的教學沒辦法讓你全部都在課堂吸收,而這也跟國家間接控制教育內容有關。接著入睡,隔天醒來重複大致相同的生活。
上面這段故事還可以寫得更長,簡單地說,學校控制著你的生活。每一個細節都有校園決策,而你永遠是那位被影響者,但你卻無法干涉它們。包含學生組織在內,所有的學生意見只會被當作參考,學生幾乎沒有壓力能力(包含法律上的、利益上的)可以讓學校有所動搖,我們幾乎只能期待學校的善心施捨。
我們不談能不能容忍,我們只談有沒有權利
現有的校園決策即便學生們都能忍受,那也是不正義的,因為學生應當要有權利決定有關自己的校園事務,這件事無法被取代,即便家長是學生利益反應的代表,家長的意見也時常無法跟學生立場契合,而家長也不是教育第一線人員,根本不夠格代替學生發聲(他們挺多只能作為協助者,家長是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那只限於法律行為,而非所有事情都應該由家長代理)。
權利爭取(法律不完善的)以及權利維護(法律有但被違背的)固然困難,最重要也最根本的第一步是提升學生的公共意識,學生必須謹慎思考每一個校園環節,才能讓那些「沒發現時毫不在乎,但發現時氣炸了」的狗屁倒灶的事雲湧而出,校園的黑暗面通常多到不堪入目,當學生意見夠多,能解決問題的參與及決策機制的需求性就會提升,法律與社會再也不得不重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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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網站/烏鴉邦中學校園民主促進會
家庭、校園、工作場所、社會,是大多數人一生必進的幾個重要場域,而且每個地方所處的時間都很長;在台灣,有超過九成的人會在校園龜上十年歲月,這十來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但至少可以確定,你未來的人生幾乎由這十多年來作決定,而且決定的關鍵就在校園。在這個階段,你的身分因獃在校園而被稱為「學生」,並且這個身分不因你離開校園而暫時消滅,你幾乎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被當學生看待(具有相當強勢的優先性),校園的力量伸進了你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校園有需要談民主嗎?這個由國家與法律主導的特殊場域難道是專制的、拒民主於門外的?你很清楚,校園中當然有民主,行政人員與老師必須依法決策,所有理應共同處理的校園事務都要經過民主程序來實行。那麼還談個屁?你至少可以想到兩個好理由來談它:「校園可以違法做它想做的事」,以及「你(學生)的意見咧?」
學生參與及決策的正當性
未成年人沒有法律保障投票權,簡單地說,你(假設還沒滿二十歲的話)無法為了自己的需求或利益(或者其他東西)來選擇你要的政治人物;對,你的確不能投票,但你有權利選擇要不要補習、談一場戀愛、決定自己喜歡的穿著、捐錢給慈濟、用輿論支持特定政黨、參加遊行示威、去教育部抗議,法律並沒有限制你不能管理與自己有關的事務,法律也沒說你不能影響學校決策,法律沒有限制,就是有權利。
教育法規可能規範了校園決策者的正當組成,校規也可能規範了你(學生)不能干擾校園的行政,但校園會違法,校規與法令也會違法,就算是憲法這種國家的根本大法,也可能會違背公平正義原則。任何情況下,你都可能被侵害。
學生為什麼應當參與(或至少干擾)校園決策?除了法律本來就有相當程度的保障(對公共事務批判的言論自由、對特定校園事務的參與及決定權),這些校園事務絕對跟你有關,你甚至是主要的被影響者,那為什麼你不能有意見?為什麼你不應該有決策權?你真得覺得自己沒有能力為自己決定與負責嗎?行政人員與教師幫你決定,他們又對你負了什麼責任?
當有一天你流浪街頭,你也沒有法律上的理由可以告你過去學校的老師或行政人員,你的成就與失敗你自己要承擔,即便學校的錯誤政策導致你被犧牲,像是對升學主義的盲從把資源與精力都花在前段學生身上,你也只能哀怨自己不是唸書的料。是這樣嗎?這麼垃圾的教育體系你為什麼可以容忍?
對公共事務的敏感性
你可能覺得學校決策跟你無關,我們來想像一下你一天的生活吧:你大概一早六點半要起來,因為學校規定你必須在七點半以前到校,你梳洗著你的臉孔,然後看到你的髮型可能覺得不太滿意,學校規定你的頭髮必須短到兩公分以內;你穿上制服,並且注意到今天有體育課,你得把體育服塞進書包,你的學校只允許你在體育課期間穿著體育服裝,你沒辦法直接穿它上學;你吃完早餐出門,你必須騎那台有貼校名與車牌號碼貼紙的單車,因為那才讓你有權利利用學校的停車場;你到校了,教官與糾察隊正在目不轉睛地掃描你全身,有時候還會搜一下你的書包,名義是為了校園安全。
進了教室後,你可能要在台上簽到,以示你準時到校,老師可能並不在現場,因為學校沒有規定老師要參加早自習;你的早自習通常不是自習,而是配合學校安排特定考試,尤其是英語測驗,學校為了提升你們的能力而買了一套授權的英聽測驗卷,它附帶的錄音帶可以讓學校播到爽而不涉侵權;你在第一堂課開始前可能要當值日生,因為學校要求班級必須維護自己的環境清潔;開始上課了,你的第一堂課是國文,這位明明該退休的老師教得奇差無比,你根本不知道為什麼他能從蘇東坡的文章講到馬英九的美國牛肉政策,但你沒有權利選擇,學校安排了這位老師到你班上,而你大概也無法轉班,因為你們是能力分段教學。
你上了體育課,學校為了瞭解你的體能狀況,你被測了兩公里慢跑體適能,你可能因為早上喝了過期牛奶肚子正在發生世界大戰,但你知道這位老師很兇,你也不想提議下週再跑,因為下週是打桌球,老師沒辦法為了你而留操場。大概在傍晚的時候,你上了下午的第四堂課,這堂是輔導課,但你大概不知道你可以自由參加,因為學校技術性地讓你將同意書帶回去給家長簽名,簽名的單據以及老師都沒明確告訴你可以拒絕,然後通常你要額外付一筆費用,有時候它會直接算在你的學期學費裡。
你晚上跑去補習,因為學校的教學根本沒有讓你學好,你將花比學校更多的學費在補習班上,別忘了還有參考書。回到家,你必須把導師的聯絡簿拿給家長看,學校主動提供學生的表現給家長得知,希望家長加以協助;你花點時間寫作業,認真的你也許還會預習跟複習,因為學校的教學沒辦法讓你全部都在課堂吸收,而這也跟國家間接控制教育內容有關。接著入睡,隔天醒來重複大致相同的生活。
上面這段故事還可以寫得更長,簡單地說,學校控制著你的生活。每一個細節都有校園決策,而你永遠是那位被影響者,但你卻無法干涉它們。包含學生組織在內,所有的學生意見只會被當作參考,學生幾乎沒有壓力能力(包含法律上的、利益上的)可以讓學校有所動搖,我們幾乎只能期待學校的善心施捨。
我們不談能不能容忍,我們只談有沒有權利
現有的校園決策即便學生們都能忍受,那也是不正義的,因為學生應當要有權利決定有關自己的校園事務,這件事無法被取代,即便家長是學生利益反應的代表,家長的意見也時常無法跟學生立場契合,而家長也不是教育第一線人員,根本不夠格代替學生發聲(他們挺多只能作為協助者,家長是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那只限於法律行為,而非所有事情都應該由家長代理)。
權利爭取(法律不完善的)以及權利維護(法律有但被違背的)固然困難,最重要也最根本的第一步是提升學生的公共意識,學生必須謹慎思考每一個校園環節,才能讓那些「沒發現時毫不在乎,但發現時氣炸了」的狗屁倒灶的事雲湧而出,校園的黑暗面通常多到不堪入目,當學生意見夠多,能解決問題的參與及決策機制的需求性就會提升,法律與社會再也不得不重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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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網站/烏鴉邦中學校園民主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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